但是，在保险人对30年间保险业的发展引以为自豪的同时，业内也深刻意识到保险业发展的某些偏差。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总结了“四个不成熟”，即保险经营主体不成熟，保险消费者不成熟，保险监管机构不成熟，保险市场不成熟。这四个不成熟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一个体系，即一个“不成熟体系”，他们相互影响，相互制约。近日吴定富主席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进一步提出了“四个但”的观点：市场体系初步形成，但不规范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，但不平衡；服务能力逐步提高，但不适应；监管体系已经形成，但不完善。及至此次美国金融危机，以及AIG的危情故事，关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模式，保险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，保险业务与资金运作的平衡关系等话题，更为保险人热议。
鉴于此，10月21日，中国人保财险执行副总裁王和博士、中央财大保险学院执行院长郝演苏教授、昆仑健康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林瑶珉先生、苏黎世保险公司大中华区首席顾问刘立义先生，聚会北京梧桐会馆，参加由《保险经理人》杂志社举办的保险前沿论坛。此次论坛由《保险经理人》杂志主编王安主持。此次论坛，对近十年保险业的一些主流观点，有颠覆性的剖析。
前沿论坛：山派颠覆海派
深层次问题，保险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（小标）
王安：
我写过一本《保险中国200年》，应该说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是了解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尤其是最近十几年，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极快，成绩巨大。但是，在这巨大的成绩背后，还有一些值得总结的东西。比如，当巨大灾害来临时，在行使社会责任时，保险业似乎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，保险业的这种尴尬和困惑是如何形成的？仅仅是由于保险立法和产品设计的滞后的原因吗？深层次中，有什么需要反思和总结的？多年前王和总就提出理性的回归，保险业的理性究竟是什么？如何回归理性？
王和：
回首30年，中国保险行业快速发展并逐步成熟，从“大银行小保险”发展到现在，保险业有了它的社会地位，但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。我们需要做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碰撞，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，做学术性、前沿性问题的讨论。比如这次美国次贷危机，华尔街自己的评价是“贪婪”，是欲望没有得到扼制，出现了风险管理上的失控现象。其实在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，保监会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针对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最近发了70号文。但关键是怎么看这些问题？保险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确实需要认真讨论。
林瑶珉：
中国保险业近30年的发展有目共睹，保费收入从2个亿到上万亿，保费结构财险独大到产寿比例与国际接轨，保险公司从1家到110家，市场集中度从独家垄断到产、寿险前四家的市场份额总和接近70%，行销渠道多元发展，保险服务内容和手段层出不穷，等等。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成绩。当然，高速发展总会带来问题，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短短几年中，我们的寿险产品从传统寿险到利差返还、分红，再到投连和万能寿险，走过了国外保险市场用了几十年走完的路程，因此，繁荣的同时存在危机。我的认识，这是成长的代价，但是，我们也确实需要摈弃对规模的贪婪，对保险本质的偏废。市场，包括供给主体、从业人员、客户、监管机构都需要理性，而最关键的是供给主体的理性，或者说是保险投资人和经营层的理性。
有投资收益，承保就一定要亏损吗（小标）
王和：
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美国9•11之前，国际保险业出现了一种观点，认为承保是可以亏损的，可以用资金运用的高回报来弥补，后来就把保险变为了圈钱工具，愈演愈烈。国内也有类似观点，但我始终坚持承保必须独立盈利。浅层次来讲，这是个周期问题。保险市场与资金市场存在不同的周期，就如同两个在各自跑道上运行的轮子，实现各自的价值理念。如果错了位，叠加到一个轨道上，保险市场与资金市场一旦同时到达低周期，就会出现雪崩效应，出现承保和投资的双危机。深层次来看，保险必须坚持初衷，这个初衷就是通过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服务，通过提供风险保障，为社会创造价值。
郝演苏：
对于用投资收益弥补承保亏损这个问题，三年前王和做演讲时就提问：有了投资收益，承保就一定要亏损么？这些年，展业和投资两个轮子的平衡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投资很诱惑人，让人上瘾。为了获得赚钱的筹码把费率压的很低，拼命拉到保费再去投资。理性是什么？有个保险公司在保费上体现不了多少，储金型业务却有300多亿，用作各种投资，包括房产，明年2月到期，到时候现金流怎么办？有很多人认为银行的牌照不好拿，都愿意做保险公司，保险业务有没有没关系，只做储金业务，这非常可怕。
刘立义：
业内流行保险公司可以用资金运用来赚钱的说法，谁来捅破这个神话？保险业的初衷是聚集钱财用以救济，不是赌场。国内关于资金运用的法律总觉得执行得不够严厉，美国保险公司80%的资金都投在债券，只有少数的钱投在房地产等领域，所以美国次贷危机中保险公司垮掉的很少。
郝演苏：
我们有些保险公司把员工入股的钱投进资本市场，对自己的员工都不负责任。
刘立义：
美国安然公司用员工退休金买自己的股票。
王安：
这些人是把保险当作融资的平台了。其实，许多保户也把保险当作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了，所以吴定富主席说保险经营主体不成熟，保险消费者不成熟，整个大环境都有缺陷，非常可怕。
医生治病不治命，还需要保险行业本身形成共识（小标）
王安：
我们意识到保险企业的运行需要平衡，但要做到这些，是靠保监会的外部推动和监管，还是靠保险人自己的理性？
王和：
有一句话要切记：医生治病不治命。在市场经济框架下，我们需要有监管的制度安排，包括监管机关的监督和中介机构的审计，目的是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，推动保险公司稳健经营。中国保监会成立已经10年，保险监管的“三支柱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，特别近年来法律法规的密集出台，应当讲监管法律体系已较完善。但是这些都是外因，是治病之策，而决定行业命运的是行业自己。因此，关键的关键是行业要提高认识并形成共识，要形成规范和理性经营的内在动力。否则，再强的监管，其作用也是有限，这就是“病”与“命”的关系！
刘立义：
做保险公司客观大环境是很重要的，做保险最重要的就是Underwriting（承保）。国外的保险资金运用法律非常严格，我在美国一个州的保险监督官那里做精算师，保险监督官就像沙皇，说一不二。美国的监管有几道防线：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苗头，先警告，并且3个月核查一次；发现赔付能力不足时，就要勒令保险公司停发保单，并且1个月核查一次；再不行，清算，保险监督官有权强制保险公司破产，卖掉保单，指定其他保险公司接管，美国有3000多家保险公司。除了保险公司的外部控制，还应加强内控。不知道中国保险公司的董事会有多大力度？
郝演苏：
我们在法律上的控制也是严格的，但操作起来出现了困难。比如费率问题，中国车辆保有量并不高，但车险保费占了总保费的70%。真正的企业财产保险，大型商业风险业务是自杀性的，戏称“大伤风（大商风）”。这个风险很高保费也应该很高，但是费率压的很低。我曾说过一段话，不该卖投连险的人把投连险卖给了不该买的人。投连险有3个账户，对低端用户应该选债券账户，但营销员帮客户选的都是激进型的高风险的股票，几乎一边导地往股票上选。结果市场一不好，天津、青岛的投连险就排队退保。投连险其实是保险公司向社会借高利贷，与华尔街的模式同出一辙，只要有下家就能赚钱。而瑞泰和联泰就没有这个问题，他们并不往低端客户卖投连险。
刘立义：
投连险能存在就因为股票形势好，把投连险当基金卖，说比基金还要好。也不分客户群，如美国次贷，就是把高风险的产品卖给了低端客户。另外，中国的投连险没有独立账户，投连险的资金应该和保险公司的其他资金分开，这很重要。台湾1977年有了正式的《保险法》，是从美国拿来的。大陆与之有18年的差距。当然，这不能绝对地比较。责任险将来会是个重要的发展方向。中国内地现在制造业还是高于服务业，而国外相反，服务业占的比重最大。当服务业上升的时候，责任险就会热起来。中国内地第一次听说责任险是高压锅爆炸，用户后来获赔5万元。三鹿集团应该买责任险。
郝演苏：
应该建立退出机制。比如有的保险公司做了几年，一团乱麻，应该破产的，但后来还是救回来了，监管层和地方政府不能忍受这个失败。其实这样非常危险，应该告诉人们保险公司也是会破产的，要选择好的公司。虽然现在有法律法规，但执行得不好，不忍心让保险公司破产。这次美国次贷危机，美国政府让雷曼破产，就是祭大旗，后来的救市计划才得以被国会通过。
林瑶珉：
我很赞同“医生治病不治病”的说法，因此还有一句话是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，关键还是在于构成市场的各要素，所以市场造成的问题应该尽可能在市场运用市场机制解决。
走得太久了，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出发（小标）
郝演苏：
今天民众对保险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了，但还很不够。我们现在有110家公司，通过模型运算得出，从1992年算起，有3500万人曾做过保险，由此看出保险对成年人群体的影响是可观的。但30年来，保险业对于中国GDP的影响却从未突破过3%，中国保险深度与全球7.5%的差距很大。我们今年可能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，但保险差得很多，非寿险排名世界第11，寿险业排在第8位。排在寿险业第9位的是台湾省，而台湾只比中国内地少40亿的保费，并且台湾只有2000多万人口。
王安：
中国保险业确实有浮躁情绪，国际保险业也有这种情绪吗？比如放纵承保亏损。
郝演苏：
在国际上分为海派理论和山派理论。海派理论认为：保险是一种金融工具，如劳合社，靠资金运作的公司或多或少会遇到些麻烦，像在大海上行船，有上有下，所以叫海派理论。而山派理论强调保险是互助活动，始终记得自己做的是保险，国际上好的再保险公司都是山派理论，强调稳健，瑞再，慕再，科隆再，安联，阿克萨等，都是沿阿尔卑斯山一线，所以被叫做山派理论。
刘立义：
最好的例子是苏黎世，我从内部观察过，苏黎世创始之初是完全的山派，恪守用承保赚钱的理论。一直做到1990年代，来了个瑞士新高管，认为应转型到资金运用，苏黎世要变成金融服务集团。这与这位高管的个人经历有关。但是在9•11危机中，苏黎世差点垮掉。于是苏黎世不再用瑞士人，又请了个美国会计师，收缩战线，整顿公司，把不赚钱的公司卖掉，2002年苏黎世回归到承保为重。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，苏黎世未受影响，洗雪耻辱，回归到山派才是对的。
郝演苏：
在中国内地，也有这种浮躁心理。连投连险也有点超过保险范围的意味。看着股指上上下下，投连险的保值也上上下下。对这种情况，精算学会讨论后认为，这样不行。。股票和投连险都是有这样的情况。另一个例子是美国，大家都说利率绝对不会超过5%，但后来高的时候有16%，最后又从16%降到4%，道琼斯指数也从14000点到8000点。这样保险公司就会被拖垮，银行也会垮掉。
刘立义：
美国雷曼逾越了界限，自己承担了投资风险，离开了主业。美国保险公司也越界推进到不应承保的领域。投连险就是如此。现在我们对美国次贷还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看的信息都是粗线条的，后面还有深层次的问题。中国也好世界也好，在新兴市场崛起的过程中，一定会出现浮光掠影，看不明白，很容易迷失自我，我们走得太久了就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出发。AIG就是经典的例子，AIG的CDS不是保险产品，而是保证产品，没有精算基础，离开了保险主业，把不能承保的变成保险范围内了，迷失了自己。在现在的形势下，我们更需要回归主业，为社会提供福祉。
郝演苏：
1988年社会发展统计报告中列出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金额，1994年时的统计报告中加入了保费，而到了1998年就只有保费却没有保额了。这些年保费上升很快，今年将达到1万亿，相当于提前2年完成十一五计划。但技术含量下降，保险业对社会的责任反而弱化了。
王安：
国家统计局也忽略保险业的保额，这说明社会真的认为保险业对社会的责任不重要了，把保险业在社会存在的理由，把保险业的根儿都抹去了，真的很危险。
林瑶珉：
更深层次的回归是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的实现，而保障功能的回归是保险业实现社会管理功能的基础。因此，市场需要成熟的保险投资者和保险经理人，我们应有共同的社会责任感。希望《保险经理人》的前沿论坛能够为此呼喊。